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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公共行政学原理作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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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义】

权力是主体在特定情境下为达到目的而行使或意图行使手段，而由被行使客体被动或主动、有意识或无意识赋予的一种让渡资源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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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霍布斯到马克思，再到福柯，人类对于权力的争辩一刻也不曾停止，人类对于权力的追求亦不曾停息(徐金河 2015)。本文试从权力的构成与来源角度进行分析，对获取权力的不同手段与途径进行归纳。

人类围绕权力的争夺持续了数千年甚至更久，却依然没有完全弄清楚权力本身，其复杂性可见一斑。因此，在研究如何获取权力之前，必须对权力进行定义。根据本文的定义，权力由三个必须要素组成：

• 权力行使主体。权力必须由某人或某个团体行使或意图行使。
• 权力行使客体。权力必须由某人或某个团体作为对象被行使。
• 主体与客体间的某种一致，即主体认识到自己的权力而客体能够接受这种行使。例如，人具有食肉的权力而某些教派的和尚被认为不具有食肉的权力，这并非因为和尚不属于人，而是因为和尚放弃了自己食肉的权力，即主体的认识中自己并不拥有这种权力；又如，一个人不可能合理地声称其拥有撬动地球的权力，即使他是阿基米德，因为地球作为客体客观上无法接受这种权力行使。

在以上三个要素之外，有时也会引入其他的参与者，例如权力转让过程中本来的拥有者，或者主客体共属的共同体。

在明晰了权力基本组成的基础上，对权力的构建进行阐释。本文认为权力是由客体赋予主体的一种让渡资源的许可，这种许可不具有特定的形式，也不受主客体是否主观愿意并理解而影响。例如，人具有消灭某只蚂蚁的权力（暂且不论这种权力是否符合道德价值），在此过程中，蚂蚁（被动且毫无意识地）向人让渡了其生命的权力。另外，这种许可的存续取决于主体行使或意图行使的状态。当人不再愿意行使其消灭蚂蚁的权力，则人失去对蚂蚁生命的控制力，客体也就不再向主体进行生命的让渡。

基于上述对于权力的定义，本文在私权与公权两方面(刘军宁 1989)对权力的获取进行简要阐述。

私权的获取

私权，即主体为个人，以个人身份行使的各种权力，典型的包括自我保全所需的基本权力、契约规定的权力、宪法和法律或社会常识规定的各种权力。

本文将这些权力依据来源分成四类：

• 自然存在的权力，即主体作为单独的存在而具有的与生俱来的权力(孙红日和Pratto 2017)。例如，人作为生物具有自我保存的权力，在此之上作为社会成员还有自主行动的权力，占有资源的权力。
  • 由客体赋予主体的权力，即客体主动或主体强迫客体赋予主体的权力。例如，各类合同，通过对金钱占有的权力交换对其他资源占有的权力，或者歹徒持刀抢劫时利用恐吓而占有受害者钱财的权力。
  • 由包含客体与主体的共同体赋予的权力，一般如国家、政党、公司、家庭等。例如，张三谋害李四，则法院、监狱等机构具有国家（张三和李四的共同体）赋予的依法处置权力。
  • 由其他权力者分予。例如，职业经理人的管理权力来自于雇佣为其工作的企业主。

针对自然存在的权力，一般通过觉醒新的主体认识来获取新的权力。此类权力的客体往往是主体自身或者主体所包含的共同体，因此获取权力依赖于主体的认识更新。例如，青年人在觉醒对于两性关系的自我认识后，便获得了恋爱的权力；民众在觉醒公民的自我认识后，便获得了参与政治的权力。在此之前，即使客观上他们可以这样做，但主观上没有这样的意图，因此便不具有相应的权力。

针对客体赋予主体的权力，可以通过增加己方谈判筹码、削弱对方谈判筹码、达成让步协议来获取更多权力。在主客体之间的权力让渡与交换，本质上是主客体间的一场谈判：价高者胜。以歹徒抢劫为例，歹徒的目的是最大化金钱收益而最小化被捕风险，受害者的目的是最小化威胁风险的同时最小化财产损失。歹徒方的筹码是对方的生命权力，而受害者方的筹码是让歹徒绳之以法的权力。从歹徒角度，增加己方筹码的典型方法包括：表现出凶狠、果断，让对方感受到更大的生命威胁；威胁其家人等。削弱对方筹码的方法包括：蒙面；恐吓以断绝对方逃脱与报警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谈判破裂，则是最坏的结果，因此往往会达成让步协议。即，受害者给出令抢劫者满意的部分财产，免去了生命威胁；而抢劫者免去了暴露的风险。

共同体赋予的权力一般以被动接受为主，较难通过个体的努力获取更多权力。一般而言，可以通过改变共同体的赋权机制，例如国家的立法、公司的规章等获取更多权力。例如，普京为了保持其政治权力与影响力，通过推动修改法律的方式取消了总统的任期等相关限制，为其获取更多权力打下制度基础。

针对其他权力者分予的权力，通过向权力者表现自己的能力以争取更多权力。例如，就业就是最典型的场景。通过更加丰富的经历与更加优异的能力，体现出就业者的价值，则能够得到具有更加多权力的岗位。

公权的获取

公权的主体是国家，而客体一般是其公民。根据卢梭的理论，国家的权力来自于公民的契约。本文将公权的来源分类如下：

• 民众作为客体主动让渡，亦即国家本身自然存在的权力。公民出于保卫、发展等目的缔结为国家，赋予其平等地执行宪法（或其他国家权力规定）的权力。
• 民众作为客体被动让渡，国家自我保存最低限度以外，利用强制力所要求的权力。例如，限制舆论的权力、使用公共资源维持政府权威的权力等。
• 政客等实际权力执行者所需要，借用公权力实现的权力。

国家自然存在的权力决定于国家自身的形态与建立的目的，因此在这方面的权力变化往往涉及到政体或政府的更迭。例如，新中国政权的建立，伴随着轰轰烈烈的“公有化”浪潮。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国家对于私有财产的控制权力空前强化，正是因为国家的目的改变了。

针对国家基础权力以外的公权力，往往与国家的发展紧密相连。人民是非理性、短视的，通过国家强制力、未来承诺等方式，获取在基础权力以外的更大范围的公权。即使没有此类权力，也未必会对国家的存在根基发生动摇；但基于对人民生存权的尊重与国家未来发展的考量，此类额外的权力是必要的。例如，疫情期间许多国家采取强制措施进行封城，对人民的生活的掌控权力空前。

政客等假公济私的公权力，往往通过合理化的外表掩盖其不合理性。典型地，通过制度设计漏洞为自己谋取利益的腐败行为。获取此类权力，首先需要具有一定的政策影响力，其次能够获得足够大的利益集团支持，并能够将其合理化以免引起潜在反对意见的反弹。

权力的获取是复杂的，本文从宏观的针对不同类权力的分析入手，对具体案例进行简要剖析，介绍了不同类型权力的获取方法。

参考文献

• 刘军宁. 1989. 《个人权力与公共权力的二重奏——霍布斯权力理论探幽》.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1):19–23.
• 孙红日, 和Felicia Pratto. 2017. 《权力基础理论：对应生存需要的权力-维普期刊 中文期刊服务平台》. 心理科学进展 2017(11):1982–91.
• 徐金河. 2015. 《马克思与福柯的权力思想比较-维普期刊 中文期刊服务平台》. 《学理论》 2015(11):20–21.

这是公共行政学原理作业#3

【大  纲】

我认为杭州市此举与构建“清”“亲”政商关系相违背。原因如下：

• 政商沟通的渠道是否畅通与是否对个别企业驻场督办没有必然联系。其中的逻辑关系是，畅通的政商沟通渠道意味着所有行业、所有企业都能够畅通自由及时地表达意见和诉求，而此举仅仅对部分企业派驻专员，对于解决部分行业企业问题有帮助，但对于整体沟通渠道建设没有积极作用，甚至可能导致加剧行业垄断，使其他企业的沟通渠道相对被闭塞。
• 此举可能妨碍涉企政策制定和执行机制完善过程中的公正性。其中的逻辑关系是，派驻专员可能能够更好地听取对应企业的意见，但对于其他企业的意见听取必定相对不足，可能导致决策的倾向性，不利于营造公平正义的政策环境。
• 入驻企业对于不利于创新民营企业服务模式的健康发展。其中的逻辑关系是，创新服务模式要求政府办事标准化、透明化，而“专事快办”“特事特办”的入驻企业行为则与之相违背，对制度改革没有帮助。

因此，杭州市此举对于构建“清”“亲”政商关系没有帮助，甚至有可能起到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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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指出，要从建立规范化机制化政企沟通渠道、完善涉企政策制定和执行机制、创新民营企业服务模式、建立政府诚信履约机制等四个方面进一步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基于此指导意见，本文主要从畅通政商沟通渠道、涉企政策制定和执行机制以及民营企业服务模式三个方面，结合杭州市政府派驻代表案例，对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应有形态进行阐述。

一、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题中之义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必须畅通政商沟通的渠道。畅通沟通渠道，必须保证各行业、各企业的沟通渠道畅通，必须使沟通常态化、渠道制度化。定期组织召开行业协会座谈会，经常到民企进行调研，充分听取吸收行业头部企业的意见诉求，但不能是对部分企业“开小灶”式的“私聊”；完善企业意见反馈渠道，简化沟通流程，广泛树立起民营企业家就是自己人的理念，加强服务职能建设，推进“最多跑一趟”“只找一个人”等政务改革，通过制度化意见反馈保证沟通渠道畅通。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必须完善涉企政策制定和执行机制。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在制定政策时充分听取企业意见，保证政策的公平公正，对于维护政策与政府信用，保证政策执行效果，从源头上为各种所有制经济营造公平正义的政策环境，真正实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必须创新民营企业服务模式。在创新服务模式上，必须遵循标准化、透明化原则，完善服务规章制度，进一步促进信息公开、办事透明，让政务真正服务于企业的需要。

二、对杭州市驻企专员政策的若干观点

首先，专员驻场无法制度化，天然不适应于日益规范的政府行政体制机制。在无法保证政府对每一个有需求企业都派驻专员，无法保证派驻专员的素质稳定一致的情况下，该政策泛用性差，执行效果高度依赖于专员个人素质，不符合目前政府行政改革的趋势。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必须重视政策是否符合制度化要求，是否能够在现有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于补足，而非起相反作用。

其次，专员驻场违背公平性原则。政策的约束效力和执行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对于政府的信心，而信心受政策公平性影响较大。对大多数企业而言，该政策只顾及了部分驻场的头部企业；对提供驻场的企业而言，难免受到来自政府的过度监管压力。该政策公平性不足，影响企业对于政策的信心，并最终削弱政策执行的效果和执行机制的效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必须时刻以公平性作为政策评估的尺度，将维护市场公平、市场主体公平作为政策的主要评价标准之一。

同时，专员驻场与服务模式创新背道而驰，不利于政商关系健康发展。服务创新的着力点应为服务机制的创新，进一步简化流程，降低涉企业务办理难度，提高业务办理效率与透明度。派驻专员政策对于服务模式的机制创新没有帮助，不从根本上简化服务流程，而是由政府代劳，本质上是一种改革的避重就轻，也是对行政资源的浪费。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必须时刻注意政策方向是否与改革大方向一致，是否与改革的根本出发点与最终目标相一致。

杭州市政府对部分企业派驻办事员，违背制度化，破坏公平性，不利于民企服务模式健康发展，短期、局部来看可能能够推进政商关系的发展，但从长计议，对于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具有负面影响。

这是公共行政学原理作业#2。我真的写不出来了

【摘    要】明确政府机构权责，激发体制机制活力，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面对新时代新形势，必须进一步深化国务院机构改革，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健康蓬勃发展。

【关键词】机构改革；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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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对深化机构改革作出重要部署，要求统筹考虑各类机构设置，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明确职责。深化国务院机构改革作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加强党的领导、理顺党政关系，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至关重要。

根据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三中全会部署，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正确改革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统领，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以推进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为着力点，改革机构设置，优化职能配置，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提高效率效能，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2018)。

上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已经过去两年。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年，随着经济学社会不断发展，国务院机构改革初见成效，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进入新时代，面对新形势，开启新征程，进一步深化国务院机构改革刻不容缓。

进一步明确政府机构权责

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对国务院各组成部门进行大刀阔斧的整并，正部级机构减少8个，副部级机构减少7个，细化政府机构分工，明确各部门权责，使国务院机构设置更加实际、科学、有效率。但目前国务院各组成部门之间仍然存在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权责脱节等问题，因此必须进一步明确政府机构权责，加强政府部门工作效能，避免“九龙治江”、推诿扯皮等现象出现。

明确政府机构权责，必须科学划分机构，明确部门间职责分工。对于部分存在职能重叠的部门，应当将重叠的职能归属划清，一类事项明确由某一部门进行统筹，避免“种牡丹归林业局管，改种芍药就归农业部管”的情形再次出现(胡春艳等, 2018)。例如，当前互联网文娱行业监管职能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但文化行业监管职能属于文化和旅游部。一本网络小说可能因为违反互联网文化产业相关规定被要求整改，但其实体书却可以顺利出版，形成不同部门之间“互相打脸”的怪现象。同一类监管职能，针对同一内容的不同载体却分由多个部门监管，职能交叉给实际政策执行带来了困难。通过科学划分机构，明确部门间职责分工，将此类交叉职能的科学合理归属，方能解决此类问题。

明确政府机构权责，必须完善管理制度，坚持政府权责统一。部分政府机构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出现“有好处就抢，麻烦事就推”的现象，官僚作风问题严重。自从多轮政府机构改革后，此类现象明显减少，但仍存在发生的可能。通过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坚持制约与监督并行，健全权力结构与运行机制(吴金群, 2013)，方能解决此类问题。

进一步激发体制机制活力

进一步激发体制机制活力，由“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是政府机制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必然要求。行政管理的本质是维护公共利益、为公众提供良好的服务。公共权力随着行政管理的社会化而社会化，公共权力的社会化实际上也就是管理的服务化，即行政管理变成一种公共服务。政府成为有效的服务者，为社会提供基础性的服务和维护公共秩序的稳定(郭济, 2003)。

激发体制机制活力，必须坚持强化行政监管，推进“互联网+监管”，明确各政府部门权力责任，严格绩效考核与行政问责，克服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形式主义。

激发体制机制活力，必须继续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建立多种渠道反馈机制，充分听取民意，拓宽反馈渠道，减小反馈阻力，完善回访处理机制；简化行政流程，通过加强多部门合作，打通涉及多个部门的行政环节，建立部门间合作机制。

激发体制机制活力，必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通过政府机构改革，将部分非关键权力由政府逐步回归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真正实现政府“掌舵人”而非“划桨人”的身份转变，破除全管全包的体制弊病。

激发体制机制活力，必须保证政府在关键领域、关键时刻发挥指导监管作用。通过改革政府机构，充分赋权关键部门，破除不敢管、不想管、不能管的懒政、怠政问题，让关键部门充分发挥作用。在本次疫情中，公共卫生部门未能及时发布预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卫生系统机构设置存在缺陷。赋予疾控中心等技术型部门足够权限，能够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官僚机构进行专业领域决策，对于重大国计民生问题进行及时反应至关重要。

总结

明确政府机构权责，激发体制机制活力，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面对新时代新形势，必须进一步深化国务院机构改革，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健康蓬勃发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统一思想，统一行动，锐意改革，确保完成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各项任务，不断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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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新华社.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Z]. 2018-03-17
2. 胡春艳. 王鑫昕. 楼继伟谈职能重叠弊端：蛤蟆跳水里归农业部管上岸又归林业局[N]. 中国青年报, 2018-03-14
3. 吴金群. 论我国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改革战略[J]. 江海学刊, 2013, 000(002):118-124.
4. 郭济. 深化行政改革转变政府角色[J]. 中国行政管理, 2003, 000(004):4-6.

这是公共行政学原理的课程作业#1

新冠病毒疫情是中国数十年来规模最大、情况最严重的、影响最深远的公共卫生危机。这是一场威胁到国家安全、人民健康的战役，也是对政府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政府的官僚化倾向与预警机制的失灵

疫情初期，公共卫生预警机制未能发挥应有作用，为病毒在更广范围内发生传播提供了机会，病毒的传播没有被控制在小范围内，最终导致疫情爆发。预警机制的失灵与政府的官僚化倾向密不可分。

我国自从2003年“非典”疫情后，投入巨资打造了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然而，由于该系统不负责对新发疾病进行监测，在本次疫情中没有在第一时间发挥作用。然而除此以外，尚有医疗卫生系统的疾控渠道。早在十二月底，湖北当地医院就已经监测到不明原因肺炎，但未能及时上报疾控中心；上报疾控后，政府未能及时做出准确判断。

疾控作为卫生部门的下属研究机构，没有独立的决策权力，也不能公开公布疫情或对公众做出预警，而必须服从上级政府部门的安排。正是当地政府的官僚化、保守化倾向使得一再错过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预警关键点，甚至在明显存在人传人证据（多名与患者接触的医护人员相继确诊）时，仍然对外宣称无人传人情况。基于此，相关聚会与庆祝活动未能及时停止，导致病毒在更大范围内快速传播。

政府决策，而非专家意见，在疫情初期的处理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因此导致预警机制的失灵。作为专业机构，对于疫情等需要相关专业知识背景的问题具有毋庸置疑的发言权；然而，作为政府需要考虑的除了问题本身在科学上的可能性，还有相应对策背后的社会影响。秋冬季节本身是流行性感冒季节，往往会出现类似症状的病人；同时，病毒的不断变异是正常自然现象，很难根据少量的新发病例对一种新型病毒的传染性、危害能力进行准确的判断。如果对疫情估计失误，反应过当，则不仅对社会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更会导致人民群众失掉对政府的信任。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如何采信科学家的建议，如何处理科学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就尤为重要。

在这一点上，湖北及下属地方政府在疫情初期是做得不好的。广为诟病的“外松内紧”不仅显示了政府对于维护稳定的盲目追求，更体现出对专家意见的重视程度不足，只讲政治不讲科学。对于后来被称为“吹哨人”的数位一线医生的警告，甚至采取谈话、诫勉等方式进行惩罚、阻止，甚至将其批为“谣言”。面对显而易见的疫情，政府不作为、乱作为，无视客观规律，无视专业人士意见，粗暴地采用传统的鸵鸟式“封口”策略，是最低级的官僚作风、懒政表现。

相比之下，中央在疫情大范围爆发后的一系列行动的成功则要归功于科学的、及时的决策。从组织钟南山等专家队伍赴武汉研究情况，到决定修建临时医院、各地派遣医疗队支援疫区，仅仅在数日之内就完成了大面积的决策及部署执行。其中，科学社群体系在这一阶段的决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钟南山院士带领的研究团队每日发布最新疫情研判结果，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科学家共同体为主体的信息公开与预警机制，有效减缓了疫情扩散，增强了人民信心。

在诸如疫情这样的关键、专业决策问题上，政府机关必须广泛听从科学家共同体的相关建议，并将这些建议作为政策制定的主要参考。建议将疾控辟为单独的部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发布公共卫生事件预警、与应急部门之间建立有效联系机制，在必要时引起公众重视，指导公众行动。必须抛弃官僚化作风，在紧急事件、重大事件、涉及专业领域的事件上，重视科学家共同体的建议，尊重科学，给予科学发展与发声的自由。

发挥市场作用，发动社会力量

社会力量在本次抗疫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次疫情规模大，范围广，仅仅依靠政府力量很难完成抗疫目标。纵观抗疫全局，几乎所有成功的抗疫经验都离不开对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的充分运用。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然而支援物资却因为湖北及武汉红十字会的低效无法及时运抵抗疫一线，饱受诟病。一线物资紧缺，四处“化缘”，而红十字会则物资堆满仓库，清点、转运人手严重不足。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没有发挥好市场作用：政府及相关机构天然没有大量的物资快速流转的经验，而相反地，相关物流公司在物资调配、仓储、运输等方面经验丰富。正是因为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相关捐赠物资靠政府调配，因而出现种种物资分配怪象。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山东等地爱心蔬菜的捐赠与发放。闻知疫情严重，湖北等地因封城而无法购买到平价、新鲜的蔬菜，山东等地陆续向湖北省捐赠了大量蔬菜。这些蔬菜经由各生鲜配送售卖点进行平价销售，在稳定市场菜价的基础上，尽可能地保证了蔬菜的新鲜程度。相比政府层层转拨，耗时长、效率低，蔬菜很可能发生变质；而生鲜经销公司具有冷链运输、仓储、销售的完整供应链条，能够保证爱心蔬菜新鲜及时地发放到民众手中。这正是政府合理发挥市场作用，有效发挥社会力量的成功经验。在后期，由于对政府“慨他人之康”让企业进行销售的合理性质疑，爱心蔬菜重新变为由社区发放，反而导致了蔬菜腐烂、分配不公等问题的出现，这正成为了另一个反面例子。

企业也在疫情防控的其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本次疫情中，浙大校友企业“个推”公司利用大数据平台优势，实时监测全国人员流动与接触情况，对于所有疑似及确诊病例进行接触人员筛查，保证及时、有效的隔离，实现大数据指导下的精确防控。李兰娟院士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大数据平台为防控疫情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全国各地的医疗器械生产厂商在国家动员号召下加班加点恢复产能，为抗疫一线提供充足的医疗器材保障，为战胜疫情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后勤补给。这正体现了调动社会力量的优势，即能够专业、高效地完成部分政府无法承担的工作。

市场力量在疫情防控中起到重要作用，能够高效地进行资源合理调配；社会组织在疫情防控中起到关键作用，政府做不到的、政府无法在短时间内做好的工作，由各专业领域的公司、团体填补空缺，能够最大程度上为抗击疫情提供保障。

打造服务型政府：抗疫的浙江经验

浙江省在本次疫情防控中表现出色，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可复制的浙江经验。习近平指出:“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各级政府的根本宗旨。”浙江省践行建设服务型政府多年，走在全国前列，在本次疫情防控中也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始终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杭州市政府考虑到疫情期间的口罩等物资紧张的客观条件，以及部分居民有必要出行需要的现实情况，为避免囤积居奇等扰乱市场与破坏疫情防控工作的行为，很早就采取了口罩限购以及互联网预约的政策。通过预约后定时定点限量免费发放口罩，保证了有需要的人能够免费获取到急需的物资，最大程度上方便了有需要的群体。在近期企业陆续复工，口罩产能逐渐恢复的情况下，通过供销社渠道，在各定点超市实行口罩限量购买。由于限量购买导致大量排队，政府立刻开放了互联网预约购买送货上门的渠道，以减少聚集可能引起的二次传播。

为了保证重要单位在疫情期间继续运转，方便相关职工上下班以及外地员工返回复工，不受到封城的影响，杭州市余杭区仅用数天时间就开发出“余杭绿码”，居民手机申请绿码后，在各临时防疫站间通行只需要出示绿码即可快速通行，大大减少了检查时间。“绿码”政策迅速由杭州市、浙江省再到全国其他省市相继推广，既方便了企业复工与大众出行，又加强了对人员流动的监测，成为疫情防控中政府、企业结合的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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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疫情中，各地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受到了极大的考验，浮现出很多优秀治理方法，也暴露出很多不足。相信在专家学者与政府官员的一道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渡过难关，战胜疫情，并为提升现代化治理能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治理体系提供丰富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