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步入高速发展的时代，而绵延千年的乡土社会却面临消解，为乡村基层治理带来巨大问题与空前挑战。伴随着信息化的不断下沉，中国乡土社会开始以全新的方式进行重构，在这样的背景下，乡贤治理重新开始焕发光彩。本文从切身经历出发，阐释了乡土社会现代重构下的乡贤治理及其实践。
【关键词】乡贤治理；乡土社会；基层治理
中国，十四亿人，七亿多农村人口。中国发展的根本在乡村基层，“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而乡村的故事，从来与土地紧密相连(費孝通, 2018)。费孝通言，“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诚然。近些年来，基层治理愈加频繁地被提起，虽然此基层与先生所言“基层”意义未必一致——但要想弄清楚中国的基层治理问题，则必须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乡土性(李惊涛等, 2016)。
乡土社会的变迁
中国的农村是乡土社会吗？一度肯定的答案，随着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变得些许模糊。改革开放数十年来，这头巨大的东方雄狮正搭乘着现代化与国际化的东风，奋力追赶时代的潮头。脚下的土地从人们眼中渐渐消隐，目光转向远方的潮头，中国的发展给传统的乡土农村带来新的变化。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使大城市劳动机会空前集中，春运期间，有逾一亿农民工的返乡；城镇发展过程中大量征地，许多乡村消失，成为高楼林立的城市新区。伴随着人口的巨大流动与变迁，乡土社会的逐渐消解，成为新世纪中国农村绕不开的命题。
熟人社会，是乡土社会的重要属性。在一个村庄里，人人熟识，代代熟识。作为一个既住过城市也住过乡村的人，在幼时就已觉察到乡村这种“生于斯，死于斯”的熟人社会特性。孩童时期的我尚属于这个熟人社会中的新来者，每每与长辈出门遇见未见过我的村人，第一句话必然是：“阿耶，侬孙子啊？”对于这个熟人社会的成员来说，比起与我本身相关的其他一切，我的联系属性更为重要。应该将这个新来者置于社会关系网的何处，他的联系是怎样构成的？这始终是熟人社会中个体的最基本属性，正如人有名字一样自然。多年后，《指环王》电影的一幕令我想起幼时在熟人社会中的经历。“Aragorn, son of Arathorn”，正与饭桌上的闲谈“阿辉，阿荣拉（拉，方言意同“的”）儿子”有异曲同工之妙。
家族是乡土社会的重要构成。我幼年居住的村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历史悠久的大家族，而是几个家族“开枝散叶”后形成的聚居群落，整体上而言是松散的，几户同姓人家虽然构成家族，彼此之间又是独立的小家庭。同姓的几家人逢年过节会聚到一起，而对于异姓的家庭，则仅限于公共事务上的来往。家族内部的老一辈还会对其他几个家庭的子女的读书、工作、婚恋提意见，相互照顾，甚至几家的狗都是同一脉系。记得一位向来对我非常照顾的婶婶嫁到外地，丈夫条件很好，在我上初中后仍常常寄回来名牌球鞋——她丈夫买来而又不怎么穿的鞋。在物质生活丰富的现代，家族之间的亲情仍然有机会以这种形式传递，在城里人看来是匪夷所思的。
长老统治，是乡土社会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之一。家族的存在始终影响着村里的一切事务，同姓的几户人家内部有什么矛盾往往属于“内部问题”，解决起来要容易得多。一次，外公兄弟的女儿们因为分家造房涉嫌违规而被匿名举报。于是，家族中最有威望的大伯便责无旁贷地负责组织决断。当时尚小，具体的细节已记不清了，但按规定这栋房子是不能建的。经过数次家族讨论，最终大伯宣布：分家造房确实合理，房子已经开始造了也不便半途而废，新的宅基地占用的是经济价值不大的林地，房子可以继续造。家族里决定了，或也用了其他手段，便再没有人举报，房子也顺利地落成了。虽有包庇之嫌，却是乡土社会“无讼”的真实体现。
然而，伴随着快速城镇化，中国基层农村的乡土性日益淡去。独生的年轻一代渐渐离开乡村，扎根在城市。老一辈与新一代不再熟识，每每过年团聚，都要另开一桌给新生的面孔。家族成员之间不再像过去那样熟悉，即使同辈也很可能同坐一桌默默看手机。时代发展与人口流动，宣告着乡土社会的基础——熟人关系与家族关系的慢性死亡。
乡村的狂飙突进
老一辈渐次凋零，家族中渐渐没有了说话分量过硬的人，而年轻一辈长居在外，对于小小村子的事务不想管也管不着。给乡土社会的衰落降下最后一根稻草的，是人们突然发现千年来农村与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忽然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土地流转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但接踵而至的土地转包让村庄在短短几年内几无可种之地。林地由于经济产出很少，首当其冲被承包给私人老板——以果业开发的名义，砍伐林木兴修别墅，承包期一百年，甚至比英帝国租借香港的时间更长。接着，良田也陆续承包了出去，曾经每家每户硕大的白铁皮谷仓拆卸成段堆在无人问津的角落，生产队时期购入的拖拉机以回收废铁的价格被卖掉，连捉鼠的猫都被汤饭养得慵懒。借熟人关系开始分销大米，生意火爆，竟比种稻更赚钱。
有的年轻人决定永远搬离村庄，顺便在走前将宅基地私自交易给了外地的富豪，建了三层地下室大理石干挂的隐秘豪宅；有的年轻人在海外打拼多年决定荣归故里，亲舅公却就宅基地交换狮子大开口，最终留下建造未完的三层烂尾洋楼愤然离去，入了新加坡籍。那是富人纸醉金迷的时代，那是农村人的未来扑朔迷离的时代。有的人决定永远离开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有的人则在等待、踌躇与鸡毛蒜皮的争吵中老去。老人们担心身后集体土地会被收回而尽力榨干它的每一寸价值，年轻人们则如嗅觉敏锐的鲳条鱼，一听到拆迁的风吹草动就回家给祖屋加装颇具现代主义的叠床架屋式外墙装饰，宛如一场大型行为艺术。
土地是农村的灵魂，出卖灵魂就能享有荣华富贵的迷梦。所有人都在待价而沽，留下混乱、魔幻、狂飙突进的乡村。
乡贤治理与乡土社会的重构
从封建时期的乡绅治理，到合作社、生产队模式下的集体治理，再到改革开放后面临发展挑战与机遇的农村治理，中国的农村基层治理在过去一百年中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付翠莲, 2016)。而在浙江，一种新的治理模式正在显现其威力。“乡贤治理”，这种诞生于千年之前的治理模式的重新提出，却并不只是旧瓶装新酒(沈寨, 2016)。
乡贤治理如何可能？且看现代背景下的乡土社会如何重构。一度接近消亡的乡土社会，在信息科技的发展下重新焕发光彩。
互联网+社交，毫无疑问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人人都能通过微信分享自己的即时所见所感，家族大群永远有刷新不完的99+，让人怀疑他们是否不用上班——没错，他们真的不用。连年逾90的阿太都能够划拉两下屏幕，虽然从不发言，却也愿意抱着超大号老年字体的手机在藤椅上晒太阳，听儿孙们的语音。在村头夹石厂做工的，在农贸市场卖菜的，在家辅导孙女功课的，在大城市996的，甚至连远在新加坡的人，都能够时不时在群里露个脸抢个红包。同一个家族的儿孙们或许未有很多机会见面，却能够通过小孩间的一句“开黑？”而迅速团结起来。熟人社会的新纽带，家族内部的联系，借助互联网得以重构。
互联网+商业，实打实地提升了农村人的收入与幸福感。趁着淘宝开店风靡一时，有大胆的年轻人试着把家乡茶叶通过网络售卖，迅速赚进了第一桶金，客户越做越多，甚至购进了数台炒茶机，顺手提升了村庄的工业化水平。每逢春茶季便向家家户户收购青茶，炒茶室的灯光彻夜不熄。当然，明前茶的头好部分仍是手工炒制，即使高价也早几个月就被预订一空。这样的赚钱方式是村里人未曾设想的，不仅本村人，就连外出闯荡的年轻人，也有受到鼓舞回乡做电子商务的。就这样，村庄的活力又渐渐恢复，人们心目中新的乡贤也逐渐出现。
乡土社会因时代而衰败，应时代而新生。在这重构的乡土社会背景下，乡贤治理正在诠释“基层自治”的真义。在政府的推动下，修建了村文化礼堂与乡贤议事亭，凡村中大事咸决于乡贤。有家事纠纷，则必请权威者主持公道；有经营困惑，则会向商业眼光极好的年轻茶厂老板讨教。村民们也许不知道什么是“新乡贤文化”，但他们的行动就是对它最好的实践。
乡贤治理不仅仅是村民自决，更是乡贤对村庄未来规划的从长计议。借着“美丽乡村”的东风，村庄正在做准备开展旅游业。待二环建成，方便的地理位置将成为旅游业的极佳助力。虽然能否最终能否成功仍然有众多变数，村庄近年来的年年向好的变化令人兴奋，令人感受到乡贤治理的真正魔力。
总结
我始终相信，中国的根本在农村基层，而乡贤治理让我看到了乡土社会的巨大潜力。伴随着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必将面临新的问题，而乡土社会将会继续以她无比宽容的、土地般的胸怀承接这一切，并给中华民族的未来带来新的希望与无限可能。
参考文献
- 沈寨, 2016. 从“权威治理”转向“规则治理”——对乡贤治理的思考[J]. 民间法, (1): 268–276.
- 費孝通, 2018. 鄉土中國[M]. 北京時代華文書局.
- 付翠莲, 2016. 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困境与内生权威嵌入的新乡贤治理[J]. 地方治理研究, (1): 67–73.
- 李惊涛, 胡蓉, 2016. 乡村治理新思考:新乡贤的回归[J]. 人口·社会·法制研究, (Z2): 8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