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公共行政学原理作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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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义】
权力是主体在特定情境下为达到目的而行使或意图行使手段，而由被行使客体被动或主动、有意识或无意识赋予的一种让渡资源的许可。
从霍布斯到马克思，再到福柯，人类对于权力的争辩一刻也不曾停止，人类对于权力的追求亦不曾停息(徐金河 2015)。本文试从权力的构成与来源角度进行分析，对获取权力的不同手段与途径进行归纳。
人类围绕权力的争夺持续了数千年甚至更久，却依然没有完全弄清楚权力本身，其复杂性可见一斑。因此，在研究如何获取权力之前，必须对权力进行定义。根据本文的定义，权力由三个必须要素组成：
- 权力行使主体。权力必须由某人或某个团体行使或意图行使。
- 权力行使客体。权力必须由某人或某个团体作为对象被行使。
- 主体与客体间的某种一致，即主体认识到自己的权力而客体能够接受这种行使。例如，人具有食肉的权力而某些教派的和尚被认为不具有食肉的权力，这并非因为和尚不属于人，而是因为和尚放弃了自己食肉的权力，即主体的认识中自己并不拥有这种权力；又如，一个人不可能合理地声称其拥有撬动地球的权力，即使他是阿基米德，因为地球作为客体客观上无法接受这种权力行使。
在以上三个要素之外，有时也会引入其他的参与者，例如权力转让过程中本来的拥有者，或者主客体共属的共同体。
在明晰了权力基本组成的基础上，对权力的构建进行阐释。本文认为权力是由客体赋予主体的一种让渡资源的许可，这种许可不具有特定的形式，也不受主客体是否主观愿意并理解而影响。例如，人具有消灭某只蚂蚁的权力（暂且不论这种权力是否符合道德价值），在此过程中，蚂蚁（被动且毫无意识地）向人让渡了其生命的权力。另外，这种许可的存续取决于主体行使或意图行使的状态。当人不再愿意行使其消灭蚂蚁的权力，则人失去对蚂蚁生命的控制力，客体也就不再向主体进行生命的让渡。
基于上述对于权力的定义，本文在私权与公权两方面(刘军宁 1989)对权力的获取进行简要阐述。
私权的获取
私权，即主体为个人，以个人身份行使的各种权力，典型的包括自我保全所需的基本权力、契约规定的权力、宪法和法律或社会常识规定的各种权力。
本文将这些权力依据来源分成四类：
- 自然存在的权力，即主体作为单独的存在而具有的与生俱来的权力(孙红日和Pratto 2017)。例如，人作为生物具有自我保存的权力，在此之上作为社会成员还有自主行动的权力，占有资源的权力。
- 由客体赋予主体的权力，即客体主动或主体强迫客体赋予主体的权力。例如，各类合同，通过对金钱占有的权力交换对其他资源占有的权力，或者歹徒持刀抢劫时利用恐吓而占有受害者钱财的权力。
- 由包含客体与主体的共同体赋予的权力，一般如国家、政党、公司、家庭等。例如，张三谋害李四，则法院、监狱等机构具有国家（张三和李四的共同体）赋予的依法处置权力。
- 由其他权力者分予。例如，职业经理人的管理权力来自于雇佣为其工作的企业主。
针对自然存在的权力，一般通过觉醒新的主体认识来获取新的权力。此类权力的客体往往是主体自身或者主体所包含的共同体，因此获取权力依赖于主体的认识更新。例如，青年人在觉醒对于两性关系的自我认识后，便获得了恋爱的权力；民众在觉醒公民的自我认识后，便获得了参与政治的权力。在此之前，即使客观上他们可以这样做，但主观上没有这样的意图，因此便不具有相应的权力。
针对客体赋予主体的权力，可以通过增加己方谈判筹码、削弱对方谈判筹码、达成让步协议来获取更多权力。在主客体之间的权力让渡与交换，本质上是主客体间的一场谈判：价高者胜。以歹徒抢劫为例，歹徒的目的是最大化金钱收益而最小化被捕风险，受害者的目的是最小化威胁风险的同时最小化财产损失。歹徒方的筹码是对方的生命权力，而受害者方的筹码是让歹徒绳之以法的权力。从歹徒角度，增加己方筹码的典型方法包括：表现出凶狠、果断，让对方感受到更大的生命威胁；威胁其家人等。削弱对方筹码的方法包括：蒙面；恐吓以断绝对方逃脱与报警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谈判破裂，则是最坏的结果，因此往往会达成让步协议。即，受害者给出令抢劫者满意的部分财产，免去了生命威胁；而抢劫者免去了暴露的风险。
共同体赋予的权力一般以被动接受为主，较难通过个体的努力获取更多权力。一般而言，可以通过改变共同体的赋权机制，例如国家的立法、公司的规章等获取更多权力。例如，普京为了保持其政治权力与影响力，通过推动修改法律的方式取消了总统的任期等相关限制，为其获取更多权力打下制度基础。
针对其他权力者分予的权力，通过向权力者表现自己的能力以争取更多权力。例如，就业就是最典型的场景。通过更加丰富的经历与更加优异的能力，体现出就业者的价值，则能够得到具有更加多权力的岗位。
公权的获取
公权的主体是国家，而客体一般是其公民。根据卢梭的理论，国家的权力来自于公民的契约。本文将公权的来源分类如下：
- 民众作为客体主动让渡，亦即国家本身自然存在的权力。公民出于保卫、发展等目的缔结为国家，赋予其平等地执行宪法（或其他国家权力规定）的权力。
- 民众作为客体被动让渡，国家自我保存最低限度以外，利用强制力所要求的权力。例如，限制舆论的权力、使用公共资源维持政府权威的权力等。
- 政客等实际权力执行者所需要，借用公权力实现的权力。
国家自然存在的权力决定于国家自身的形态与建立的目的，因此在这方面的权力变化往往涉及到政体或政府的更迭。例如，新中国政权的建立，伴随着轰轰烈烈的“公有化”浪潮。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国家对于私有财产的控制权力空前强化，正是因为国家的目的改变了。
针对国家基础权力以外的公权力，往往与国家的发展紧密相连。人民是非理性、短视的，通过国家强制力、未来承诺等方式，获取在基础权力以外的更大范围的公权。即使没有此类权力，也未必会对国家的存在根基发生动摇；但基于对人民生存权的尊重与国家未来发展的考量，此类额外的权力是必要的。例如，疫情期间许多国家采取强制措施进行封城，对人民的生活的掌控权力空前。
政客等假公济私的公权力，往往通过合理化的外表掩盖其不合理性。典型地，通过制度设计漏洞为自己谋取利益的腐败行为。获取此类权力，首先需要具有一定的政策影响力，其次能够获得足够大的利益集团支持，并能够将其合理化以免引起潜在反对意见的反弹。
权力的获取是复杂的，本文从宏观的针对不同类权力的分析入手，对具体案例进行简要剖析，介绍了不同类型权力的获取方法。
参考文献
- 刘军宁. 1989. 《个人权力与公共权力的二重奏——霍布斯权力理论探幽》.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1):19–23.
- 孙红日, 和Felicia Pratto. 2017. 《权力基础理论：对应生存需要的权力-维普期刊 中文期刊服务平台》. 心理科学进展 2017(11):1982–91.
- 徐金河. 2015. 《马克思与福柯的权力思想比较-维普期刊 中文期刊服务平台》. 《学理论》 2015(11):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