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公共行政学原理的课程作业#1
新冠病毒疫情是中国数十年来规模最大、情况最严重的、影响最深远的公共卫生危机。这是一场威胁到国家安全、人民健康的战役，也是对政府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政府的官僚化倾向与预警机制的失灵
疫情初期，公共卫生预警机制未能发挥应有作用，为病毒在更广范围内发生传播提供了机会，病毒的传播没有被控制在小范围内，最终导致疫情爆发。预警机制的失灵与政府的官僚化倾向密不可分。
我国自从2003年“非典”疫情后，投入巨资打造了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然而，由于该系统不负责对新发疾病进行监测，在本次疫情中没有在第一时间发挥作用。然而除此以外，尚有医疗卫生系统的疾控渠道。早在十二月底，湖北当地医院就已经监测到不明原因肺炎，但未能及时上报疾控中心；上报疾控后，政府未能及时做出准确判断。
疾控作为卫生部门的下属研究机构，没有独立的决策权力，也不能公开公布疫情或对公众做出预警，而必须服从上级政府部门的安排。正是当地政府的官僚化、保守化倾向使得一再错过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预警关键点，甚至在明显存在人传人证据（多名与患者接触的医护人员相继确诊）时，仍然对外宣称无人传人情况。基于此，相关聚会与庆祝活动未能及时停止，导致病毒在更大范围内快速传播。
政府决策，而非专家意见，在疫情初期的处理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因此导致预警机制的失灵。作为专业机构，对于疫情等需要相关专业知识背景的问题具有毋庸置疑的发言权；然而，作为政府需要考虑的除了问题本身在科学上的可能性，还有相应对策背后的社会影响。秋冬季节本身是流行性感冒季节，往往会出现类似症状的病人；同时，病毒的不断变异是正常自然现象，很难根据少量的新发病例对一种新型病毒的传染性、危害能力进行准确的判断。如果对疫情估计失误，反应过当，则不仅对社会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更会导致人民群众失掉对政府的信任。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如何采信科学家的建议，如何处理科学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就尤为重要。
在这一点上，湖北及下属地方政府在疫情初期是做得不好的。广为诟病的“外松内紧”不仅显示了政府对于维护稳定的盲目追求，更体现出对专家意见的重视程度不足，只讲政治不讲科学。对于后来被称为“吹哨人”的数位一线医生的警告，甚至采取谈话、诫勉等方式进行惩罚、阻止，甚至将其批为“谣言”。面对显而易见的疫情，政府不作为、乱作为，无视客观规律，无视专业人士意见，粗暴地采用传统的鸵鸟式“封口”策略，是最低级的官僚作风、懒政表现。
相比之下，中央在疫情大范围爆发后的一系列行动的成功则要归功于科学的、及时的决策。从组织钟南山等专家队伍赴武汉研究情况，到决定修建临时医院、各地派遣医疗队支援疫区，仅仅在数日之内就完成了大面积的决策及部署执行。其中，科学社群体系在这一阶段的决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钟南山院士带领的研究团队每日发布最新疫情研判结果，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科学家共同体为主体的信息公开与预警机制，有效减缓了疫情扩散，增强了人民信心。
在诸如疫情这样的关键、专业决策问题上，政府机关必须广泛听从科学家共同体的相关建议，并将这些建议作为政策制定的主要参考。建议将疾控辟为单独的部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发布公共卫生事件预警、与应急部门之间建立有效联系机制，在必要时引起公众重视，指导公众行动。必须抛弃官僚化作风，在紧急事件、重大事件、涉及专业领域的事件上，重视科学家共同体的建议，尊重科学，给予科学发展与发声的自由。
发挥市场作用，发动社会力量
社会力量在本次抗疫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次疫情规模大，范围广，仅仅依靠政府力量很难完成抗疫目标。纵观抗疫全局，几乎所有成功的抗疫经验都离不开对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的充分运用。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然而支援物资却因为湖北及武汉红十字会的低效无法及时运抵抗疫一线，饱受诟病。一线物资紧缺，四处“化缘”，而红十字会则物资堆满仓库，清点、转运人手严重不足。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没有发挥好市场作用：政府及相关机构天然没有大量的物资快速流转的经验，而相反地，相关物流公司在物资调配、仓储、运输等方面经验丰富。正是因为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相关捐赠物资靠政府调配，因而出现种种物资分配怪象。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山东等地爱心蔬菜的捐赠与发放。闻知疫情严重，湖北等地因封城而无法购买到平价、新鲜的蔬菜，山东等地陆续向湖北省捐赠了大量蔬菜。这些蔬菜经由各生鲜配送售卖点进行平价销售，在稳定市场菜价的基础上，尽可能地保证了蔬菜的新鲜程度。相比政府层层转拨，耗时长、效率低，蔬菜很可能发生变质；而生鲜经销公司具有冷链运输、仓储、销售的完整供应链条，能够保证爱心蔬菜新鲜及时地发放到民众手中。这正是政府合理发挥市场作用，有效发挥社会力量的成功经验。在后期，由于对政府“慨他人之康”让企业进行销售的合理性质疑，爱心蔬菜重新变为由社区发放，反而导致了蔬菜腐烂、分配不公等问题的出现，这正成为了另一个反面例子。
企业也在疫情防控的其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本次疫情中，浙大校友企业“个推”公司利用大数据平台优势，实时监测全国人员流动与接触情况，对于所有疑似及确诊病例进行接触人员筛查，保证及时、有效的隔离，实现大数据指导下的精确防控。李兰娟院士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大数据平台为防控疫情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全国各地的医疗器械生产厂商在国家动员号召下加班加点恢复产能，为抗疫一线提供充足的医疗器材保障，为战胜疫情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后勤补给。这正体现了调动社会力量的优势，即能够专业、高效地完成部分政府无法承担的工作。
市场力量在疫情防控中起到重要作用，能够高效地进行资源合理调配；社会组织在疫情防控中起到关键作用，政府做不到的、政府无法在短时间内做好的工作，由各专业领域的公司、团体填补空缺，能够最大程度上为抗击疫情提供保障。
打造服务型政府：抗疫的浙江经验
浙江省在本次疫情防控中表现出色，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可复制的浙江经验。习近平指出:“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各级政府的根本宗旨。”浙江省践行建设服务型政府多年，走在全国前列，在本次疫情防控中也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始终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杭州市政府考虑到疫情期间的口罩等物资紧张的客观条件，以及部分居民有必要出行需要的现实情况，为避免囤积居奇等扰乱市场与破坏疫情防控工作的行为，很早就采取了口罩限购以及互联网预约的政策。通过预约后定时定点限量免费发放口罩，保证了有需要的人能够免费获取到急需的物资，最大程度上方便了有需要的群体。在近期企业陆续复工，口罩产能逐渐恢复的情况下，通过供销社渠道，在各定点超市实行口罩限量购买。由于限量购买导致大量排队，政府立刻开放了互联网预约购买送货上门的渠道，以减少聚集可能引起的二次传播。
为了保证重要单位在疫情期间继续运转，方便相关职工上下班以及外地员工返回复工，不受到封城的影响，杭州市余杭区仅用数天时间就开发出“余杭绿码”，居民手机申请绿码后，在各临时防疫站间通行只需要出示绿码即可快速通行，大大减少了检查时间。“绿码”政策迅速由杭州市、浙江省再到全国其他省市相继推广，既方便了企业复工与大众出行，又加强了对人员流动的监测，成为疫情防控中政府、企业结合的经典案例。
在本次疫情中，各地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受到了极大的考验，浮现出很多优秀治理方法，也暴露出很多不足。相信在专家学者与政府官员的一道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渡过难关，战胜疫情，并为提升现代化治理能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治理体系提供丰富的经验和教训。